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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血缘还是讲文化:孔子的民族观如何影响中国历史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伟大的文化导师和精神领袖,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产生了犹太教的先知,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代中国有老子、孔子、庄子等。他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P8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也指出:“在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库里找到原型或雏形。直到今天,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问题,或多或少地还可以从诸子中找到相应的命题或源头。”[2]P42通常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以释、道文化为两翼,而奠定整个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是先秦孔子之道。因此,孔子之道对整个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同样,反映在民族观上也是如此。

禹贡五服图

二、以血缘为主体的民族观

《礼记·王制》说:“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可见,先秦时代已经有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的说法了。

东夷,主要是指居住在离西周核心政治区较远的部落与方国民族的总体称呼,并不是指东夷族。东夷,分很多种民族。《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此外,还有“淮夷”(《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蓝夷”(《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于蓝夷。”)、“鸟夷”(也作岛夷)(《史记·夏本纪》:“鸟夷皮服”。《尚书·禹贡》:“鸟夷卉服。”)、“嵎夷”(《尚书·禹贡》:“嵎夷既略,濰、淄其道。”)、“莱夷”(《尚书·禹贡》:“莱夷作牧。”)。

南蛮是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云贵高原地区民族的总称呼。蛮族也有很多种民族。《尚书·周书·武成》说:“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诗经·大雅﹒荡之什》说:“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史记·孔子世家》也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由此可见,蛮族是南方多种民族的总称,而不是仅仅指蛮族这个民族。

西戎是对中国境内西部民族的总称,也不是指单一的西戎族。西戎族,包括羌(姜)族、鬼戎、骊戎、狐戎等。据说都是炎黄的后代。《左传·哀公九年》

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西戎在先秦的主要居住区是在秦国的西部,以陇山山脉为中心地带。

北狄是指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总体的称呼。北狄主要分为赤狄、白狄、长狄等。每个狄族由很多的部落氏族组成。如赤狄主要由皋落氏、潞氏、留吁氏、甲氏、铎氏、廧咎如氏等六大氏族组成。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也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诸侯国。西周政权内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政权外部则是“四夷交侵”。从历史上看,西周的华夏族统治区域是十分有限的,大概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五分之一,其它五分之四地区是四夷民族居住区。宋代洪迈在《容聊随笔》中说:“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容聊随笔·周世中国地》卷五)到秦统一中国,华夏族的活动和势力范围已经东至大海,东北抵今东北地区,北达大漠南,西临今甘肃、宁夏,南暨今两广。到汉代,这个范围更加扩大。

先秦时代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而是对西周周边地区民族的总体称呼,他们不是少数民族集团。

春秋时代,中国的文明其实已经相当成熟。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对三代以来的文化(自然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民族的文化)作了总结、损益和传承,同时又汲取了各个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如巫、史、儒(孔子创立儒家之前的神职人员)等文化,创立了儒家。孔子民族观是儒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创之日起就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三、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观

孔子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是从血缘的角度来划分民族,认为诸夏民族是优等民族,而四夷是劣等民族,经常对他们采取战争来俘获大量奴隶,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左传》、《国语》、《穆天子传》、《诗经》、《韩非子》等书都有丰富的关于征四夷的战争记载和描述。诸夏认为,四夷其实是畜生的后代,比起诸夏民族要差一等。《国语·鲁语上》说:“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从血缘关系上说,血缘民族观论者认为夏是黄帝的后代,是正统。《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 昌意产高阳, 是为帝颛顼。”又说:“颛顼产鲧, 鲧产文命, 是为禹。”《史记·夏本纪》中也说:“禹之父曰鲧, 鲧之父曰颛顼, 颛

顼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黄帝, 禹者, 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这也就证明禹是与黄帝部落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诸夏各族认为华夏文明的真正人文始祖是黄帝。

诸夏认为,四夷民族不是黄帝的后代,因而是野蛮民族,所以,四夷民族的名称基本都是以反犬旁或者是以动物名称为偏旁来起名的。如《后汉书·南蛮传》中有段神话般的描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这段话,我们至今无法考证其真实,但是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夏商周三代诸夏民族认为,四夷民族就是某种动物的后代。他们从血缘关系上就比诸夏民族低一等。这反映了三代以来民族血缘不平等的关系。

孔子作为三代以来文化集大成者和儒学的开创者,他否定了三代以来血缘论不平等的民族观。孔子认为,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是体现在血缘关系上,而是体现在文化教养的高低上。他认为华夏族之所以是先进的民族,主要体现在礼乐文化上。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论语·八佾》)孔子认为,诸夏文化鼎盛,而四夷地方则是文化荒漠,保留了很多落后的风俗习惯。

《汉书·地理志》记载先秦北狄燕地就有“宾客相过,以妇侍宿”的陋习,东夷齐国一些地方,“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甚至一些地方娼妓盛行。如赵国和中山国地区。但是像邹鲁这样的国家,深受华夏文明的洗礼,就很少见到有关于娼妓盛行的记载。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 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值列传》)

孔子作为夏商西周文化的总结者,他整理《诗》、《书》、《易》、《礼》、《春秋》作为培养弟子的教材,同时又开创了民间私人办学的先河,采取“有教无类”方式平等招收弟子。他在教学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民族观。孔子的民族观,不是从血缘关系上讨论“夷夏之辨”、“尊夏卑夷”、“尊夏攘夷”。《论语》里记载了一件事,“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凡是礼仪文化存在的地方就不是简陋的地方,即便

是像偏远的夷地亦是如此。因此,在民族观上,他希望将礼仪文化简陋的四夷之地变成周礼文化盛行的地方,由四夷变诸夏,由诸夏而入周道。所以,他说:“齐一变, 至于鲁;鲁一变, 至于道。”(《论语·雍也》) 杨树达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狄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4]P44齐国管仲,奉行“尊王攘夷”,忠实地捍卫着华夏文明,这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孔子说:“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用文化来界定一个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这是孔子民族观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突破与超越。这大概也是孔子从事教育,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一个内在动机吧!

由上可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夷夏之辨是着眼于文化角度, 较少地域之分和种族之别, 这对于促进华夏族和周边诸族的交融, 提高经济、文化水准,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 产生了许多正面积极的作用。”

因此,孔子民族观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来源: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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